从医学技术的实际应用情况来看，人工受孕涵盖了多种技术手段，其中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技术在理论上具备对胚胎性别进行鉴定的能力。PGT 技术是在胚胎植入子宫之前，对胚胎的遗传物质进行分析检测，以筛选出健康的胚胎进行移植。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检测到胚胎的染色体组成，从而确定其性别。但值得强调的是，PGT 技术的应用有着极为严格的医学指征。例如，对于一些伴性遗传性疾病，如红绿色盲、蚕豆病等，如果家族中有相关病史，且疾病与性别相关联，那么在进行人工受孕时，医生可能会考虑运用 PGT 技术对胚胎进行筛选，目的是避免将致病基因传递给后代，而不是单纯地满足性别选择的需求。在没有这类明确的医学必要性时，医疗机构是严禁使用该技术进行性别选择操作的。这是因为人工受孕技术的核心使命是帮助那些因生理原因无法自然受孕的夫妇实现生育梦想，保障母婴健康，而不是迎合社会上某些非医学的性别偏好。

在医学伦理的范畴内，人工受孕性别选择引发了诸多深刻的伦理争议。生命的诞生本应是一个自然而神圣的过程，在自然受孕中，胎儿的性别是自然随机确定的，这种随机性体现了生命的平等性和公正性。然而，人工受孕性别选择若不受约束，就会打破这种自然的平衡，将人类的主观意愿过度强加于生命的孕育过程。这可能导致对某些性别群体的不公正对待，例如，在一些文化背景下，如果男孩被过度选择，那么女孩可能会在社会资源分配、教育机会获取、家庭地位等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歧视，反之亦然。这种基于性别选择而产生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严重违背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损害了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基石。

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而言，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针对人工受孕性别选择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法规。以我国为例，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相关的医疗卫生法规明确规定，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这一法律规定同样严格适用于人工受孕领域。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的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防止因性别选择而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导致的婚姻挤压、人口贩卖、社会治安恶化等。只有在符合特定的医学遗传疾病相关条件，并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后，才有可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考虑胚胎性别因素，但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且受到严格监管的。

从社会平衡的层面考虑，人工受孕性别选择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性别选择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将会破坏社会原有的性别比例平衡。在一个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中，不仅会影响到婚姻家庭的稳定和谐，还会对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方面产生连锁反应。例如，男性过多可能会导致就业竞争加剧，女性在婚姻选择上的优势可能会被过度放大，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此外，性别选择还可能影响到社会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和家庭模式，对社会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带来冲击。

在家族遗传方面，虽然某些家族遗传疾病与性别有关联，使得在人工受孕过程中运用 PGD 技术进行性别筛选具有一定的医学合理性，但这也需要谨慎对待。一方面，要确保检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避免误判；另一方面，即使筛选出了所谓的 “健康性别” 胚胎，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遗传疾病或健康风险的存在。而且，过度依赖性别筛选来预防家族遗传疾病，可能会忽视其他更为全面和有效的遗传咨询、基因治疗等手段的发展和应用。

从性别观念的角度来看，人工受孕性别选择可能会进一步强化社会上某些片面的性别观念。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通过人工手段随意选择胎儿性别，将会导致对性别差异的过度关注和刻板印象的加深。这不利于构建一个性别平等、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环境，也会对下一代的性别认知和自我认同产生不良影响。

人工受孕中的性别选择是一个极其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医学、伦理、法律、社会和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患者如果有关于人工受孕的任何疑问或需求，务必前往正规医院的生殖医学科进行咨询。医生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为患者提供专业、合法、合理的建议和治疗方案。患者必须严格遵医嘱进行治疗，切不可因个人的性别偏好而寻求非法途径进行性别选择，以免触犯法律并对自身、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